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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广有望首次摘得知识产权法院“绣球”
来源: NOW999 2014-07-17 11:13

在知识产权案件增多的大背景下,最高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知识产权审判改革。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就成了当务之急,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利于统一案件的司法标准,解决因为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程序上的原因,以及因为审理案件的法院不同,导致对案件同案不同判,最大限度地确保判决的一致性,增加裁判的可预测性。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日前透露,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已经有了初步的方案,在以后的实施中,这个方案将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北上广有望首次摘得知识产权法院“绣球”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现实针对性在于,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已是知识产权的主要生产者和拥有者。但另一方面,围绕知识产权的纠纷也成倍增长,这就让成立知识产权法院变得十分重要。刘春田称,方案“要在北京、上海、广东设中级法院,原因是这几个地方的案件比较多,有经验,也有一批这样的人才”。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龚稼立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仍然需要通过实践来探索,法院设立的数量不会很多,规模也不会很大”。 刘春田、龚稼立是在7月7日召开的“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座谈会”上发表上述看法的。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承办。,在公众的日常经验中,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也非罕见。商标冒用、仿用,学术抄袭等事件,屡见不鲜,为了杜绝这一现象的持续发生,加大宣传力度只是一个方面,加大执法力度才能有效的震摄违法行为的发生。

对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各方学者和社会人士都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宏光教授表示,知识产权法院建设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既顺应了设立知识产权专业性法院的国际潮流和共同趋势,也是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从机制改革转入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我建议在高院层级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真正破解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不符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些难题。”最高法在4月25日发布的《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3年)》白皮书中披露,2013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一审、二审案件114075件。白皮书称,“案件审理难度不断加大”。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改革方向,变为国家层面的具体行动。

在座谈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30余名专家对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基本上都持赞成态度,期望此举能破解审判标准不一、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难题。但参加会议的法学界人士有不同的异议,对于法院设立的框架以及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继续探索。 专家认为,在我国当前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审判标准不统一与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才能真正实现标准统一。这是个难题,是一个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郭禾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面临的核心问题有两个:审判标准不统一,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不协调。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持续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惩处力度,专门设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试点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等,都体现了制度上的努力。但实践也表明,其中仍然存在不少漏洞。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程永顺看来,统一审判标准是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最近我拿到一个案子,同样的原告,被告不一样,做的事一样,但是广东高院和上海高院做的判决完全不一样。知识产权案件出现不可知、不可测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试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同一法院内设机构分立、审判尺度不一问题。但是,由于审判机构分散,还存在地区性司法冲突或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说。

地方为了自己小地盘的利益不顾大局的做法严重的干扰了知识产权法的实施,破解地方保护,统一标准,是势在必行的趋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曹新明教授表示,知识产权法院设立后,必须想办法破解地方保护主义这一难题,“知识产权审判的结果差别太大,是因为受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我们到一些地方做过调研,尽管调研的对象没有明确说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但仍然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影响审判结果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顺德教授认为,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造成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冲突。1998年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被列入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李顺德表示,按照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归基层法院管辖,但是按照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管辖,一般的知识产权案件在中级以上法院管辖。李顺德称,一些地方为了规避管辖,利用自己的关系将民事案件作为刑事案件进行诉讼,造成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冲突。[page]

邓宏光称,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破解审判标准不一的难题。“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利于统一案件的司法标准,解决因为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程序上的原因,以及因为审理案件的法院不同,导致对案件同案不同判,最大限度地确保判决的一致性,增加裁判的可预测性。”除此之外,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一是培养专门人才。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局长田力普表示,知识产权案件往往涉及专业的技术问题,如专利及商业秘密案件,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及商标权案件,这都要求审理者的知识结构合理,有足够的经验应对专业问题。

二是提高审判质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曲三强教授认为,相比审判效率而言,中国今后的发展更应该强调公平正义,“从这一方面考虑,加大司法审查力度,配置更多资源,既符合法治国家建设发展的目标,又比较契合知识产权自身的特点”。

三是树立国际良好形象。7月1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中国办事处在北京成立。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中国办事处的设立既是对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的肯定,也体现了各方对中国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为知识产权设立统一的法律环境,已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刚性的法律制度才能超越地方利益,统一司法标准,才能为知识产权保护设置最明确的标准,划出界线。专门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也是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通行经验。 华中科技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郑友德教授认为,通过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表明政府传达了一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在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增加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邓宏光认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两重意义:第一,有利于树立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国际形象,巩固和提升国内重视创新和重视对创新成果保护的社会风气;第二,有利于协调好我国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国情与逐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趋势之间的冲突,拿捏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水平,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在几年前就已筹备, 早在2009年,珠海中院就提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并得到了广东高院和最高法的支持,但困于没有法律依据,最后只在高新区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此外,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都明确表示想率先在全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并将调研报告上交给最高法。对于一些地方的申请,最高法表示“中央有关部门目前正对这项改革任务积极开展调研”。与此同时,高层持续释放出深化司法改革的信号。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今年两会的报告中指出,要“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和资源环境审判机构建设”。今年6月6日,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政策的推动让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更加的可行。

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需求使得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成为重中之重,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龚稼立在座谈会上称,全国已有30多个高级法院都设立了知识产权审判庭,400多个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也设立了相关审判庭,知识产权法官将近3000人,知识产权案件近10万件。“从这些方面来看,知识产权法院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7月9日上午,最高法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其中明确“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这个纲要的公布意味着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了政策的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维权成为了案件的多发区, 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4个地区的知识产权案件几乎占了全国一半以上。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易继明在会议上透露,在今年8月份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可能会讨论是否授权最高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议题。如果顺利,将会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设立知识产权中级法院,届时,有了统一的标准,执法力度和效果都将得到提升。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只设立中级知识产权法院显然是不够的, 在有了北上广设立知识产权中级法院的方案后,多数参加会议的法学界人士建议,我国应当设立一个高院层级的知识产权法院。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宏光表示,以系统化的思维和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在高院层级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很有必要,“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设有一个相当于高级人民法院层级的知识产权法院,德国在1961年设立联邦专利法院,有专门的主审法官负责知识产权案件,所有的专利上诉都归第十立法院(德国最高法院的分支机构之一)负责。日本于2005年成立知识产权高等法院,我国台湾地区于2008年成立知识产权法院,欧盟也于2013年签署协议,意欲建立欧盟统一专利法院。 刘春田认为,只有设立高院级别的知识产权法院,才可能有利于统一知识产权司法审判标准,解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及其与司法相衔接的运行机制问题,才可能真正构建以司法保护为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高级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将在统一标准,打破地方保护方面做出积极的表率,有了统一的标准,知识产权案件的判罚将有了法律的依据。[page]

民事、行政、刑事的分类,有可能导致从事实认定到审判法度的不一致,而不同地区由于地方利益诉求不一,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和执行也可能大相径庭。宽对本地商品而严对外地产品,很可能是自然选择。 1993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成立我国第一个知识产权法庭。2008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要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研究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自那时起,各地法院纷纷试点。目前,已有6个高院、74个中院和80个基层院试点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 尽管“三合一”的审判模式已经探索了多年,但对于这种模式能否适用即将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专家们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为知识产权设立统一的法律环境,已是当务之急。因为,只有刚性的法律制度才能超越地方利益,统一司法标准,才能为知识产权保护设置最明确的标准,划出界线。专门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审判体系,也是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的通行经验。 “法院内部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试点,为设立专业知识产权法院积累了经验、储备了人才,奠定了‘三合一’大院制基础。但也有问题需要考虑,刑事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统一,包括一些标准,刑事与民事‘二合一’后,会不会出现以刑事相要挟影响民事的效果?”易继明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曹新明表示,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我国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全国的做法是五花八门,有的在基层法院,有的在中级法院,有的是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都在做。还会出现刑事案件在基层法院审判、民事案件却在中级法院审判的现象”。

在今年两会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报告时,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提到:“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涉及到三个方面,既涉及民事权利的保护问题,还有行政机制的问题和刑事犯罪的问题。‘三合一’的问题只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才有可能很好地解决。这对于倡导全面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有积极意义”。 在7月3日召开的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法副院长陶凯元要求,要强化审判指导,促进裁判标准统一,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试点,合理规划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

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专业性高的特征,因此,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对于其组成人员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既培养专才,又能避免地方行政的过度干预,知识产权法院才能既发挥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中国创新,又推动司法改革的双重意义。“军事、海事都有很清楚的界限,但知识产权却涉及军事、海事、民事等多个领域。知识产权法院跟普通法院是什么关系?”在座谈会上,曹新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中国法院体系包括最高法院和三级地方法院,专门法院则有军事法院和海事法院,设立时间均在几十年前。 最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列举”了专门法院为“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水上运输法院、森林法院、其他专门法院”。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上世纪90年代,有人呼吁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时,有关方面即以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专门法院中没有知识产权法院为由拒绝。

人民法院组织法在2006年最近一次修订后,专门法院被以“军事法院等”的形式描述,同时规定,专门人民法院的组织和职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这样的规定,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预留了制度空间。正因如此,此次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将成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一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龚稼立表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作为中央全面深化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不仅要解决相关机构、职责、编制人员、管辖、保障等问题,还要解决一些司法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如何进行分类管理、探索法官制度、是否实行办案责任制、如何建立更好的法官保障机制等”。

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可以积极有效回应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提出的司法需求,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经济进入提质增效“第二季”的今天,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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